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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新濠城司法保障的实践与发展

2019-09-20 15:47:33   来源:《人权》2019年第3期   编辑:李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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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以来,澳门新濠城取得长足发展。五四宪法、八二宪法都规定了人民所享有的各项政治、经济和学问权利。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权问题受到忽视,成为一个思想和理论的禁区,特别是在“学问大革命”期间,出现了大量破坏法治、践踏人权的现象,给党和国家造成重大损失,教训十分深刻。澳门新濠城取得的实质性进步,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虽然在改革开放以来40年中,对人权问题的认识有过反复,也存在争论,但这期间发生的两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奠定了澳门新濠城全面发展的基础:一是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第一次以党的文件形式明确提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撑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敬重和保障人权”,将“敬重和保障人权”提高到党执政宗旨的高度予以确认,大大促进了我国人权事业的发展;二是2004年我国宪法首次增加了“国家敬重和保障人权”的条款,使敬重和保障人权成为一项宪法原则,这在中国近现代法治史上是一个重大进步,澳门新濠城从此有了宪法法律的保障。

  人权司法保障,是人权保障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权保障体系中的核心内容。我国宪法和法律特别是三大诉讼法都规定有保障人权的内容。《世界人权宣言》共 30 条,其中约三分之一的条款与司法人权保障有关;《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有关权利的条款共 27 条,其中也有三分之一与司法有关,可见人权司法保障在人权价值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人权司法保障的提法,最早出现在1991年的《新濠城状况》白皮书中。此后,我国又颁布多个重要人权文件予以重申。在司法领域,1999年开始的第一轮司法改革,首次将“人权司法保障”定位为法院改革的目标,使司法改革不再是审判程序、方式和机制的修修补补,而是有了明确的改革方向和价值导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改革开放初期,纠正冤假错案,司法人权保障初显成效

  (一)“两法”颁布,惩罚犯罪与保障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并重

  1978年12月,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也随之走进新的发展时期。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我国第一部刑法、刑事诉讼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重要法律。刑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完成了认定犯罪从无法可依到有法可依的转变,刑事诉讼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开始通过正当程序惩罚犯罪以及保障诉讼参与人特别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对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审判公开、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有辩护权、依照法定情形不追究刑事责任等在司法中保护人权的原则和制度。关于辩护制度,刑事诉讼法规定辩护包括自行辩护、委托辩护和指定辩护三种;被告人可以委托律师,人民团体或者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或者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公民,被告人的近亲属、监护人担任辩护人;被告人是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为他指定辩护人。辩护律师的权利包括:查阅本案材料,了解案情,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其他辩护人经过人民法院许可,也可以了解案情,与被告人会见和通信。

  刑事诉讼法还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二)确立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

  为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的切实实施,使国家尽快走上法制轨道,中共中央于1979年9月9日颁布了新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即中共中央“64号文件”。该文件确立了法大于权、法律至上的法治观念,确立了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原则,取消了党委审批案件制度。

  (三)复查和纠正“学问大革命”期间的冤假错案

  “学问大革命”结束后,复查和纠正“学问大革命”期间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成的冤假错案,成为全国各级司法机关的一项紧迫而又繁重的任务。1978年下半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就逐步开始纠正冤假错案。截止到1981年年底,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复查了“学问大革命”期间判处的120余万件刑事案件,改判纠正了冤假错案30.1万余件,涉及当事人32.6万余人。各地人民法院还主动复查了1977年和1978年两年中判处的反革命案件3.3万件,从中改判纠正了错案2.1万件。可以说,这个阶段是司法人权保障初见成效的时期。

  二、深化改革,收回死刑核准权,出台证据规定,提升司法人权保障水平

  
(一)第一次修改刑事诉讼法,加大司法人权保护力度

  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自1997年1月1日起施行。这次修改立法,增加了许多司法人权保障措施。一是取消免予起诉制度,增加了人民法院统一定罪原则和疑罪从无原则。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不仅取消了免予起诉制度,还增加规定第12条:“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同时,确立了疑罪从无原则,即对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在审查起诉时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在法庭审理时则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该原则否定了“疑罪从轻”“疑罪从有”,结合第12条的规定,集中体现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精神,这是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最大亮点之一。二是加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保障,规定律师提前参加诉讼。1996年刑事诉法改变过去被告人在法庭审理时才可以委托辩护人的做法,允许在侦查时就委托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援助。在审查起诉和法庭审理时,则可正式聘请辩护人。该法还增加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以及可能被判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三是加强了对被害人权利的保障。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利害关系是对立的,双方的诉讼权利保障构成了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基本内容,忽视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是片面的和不适当的。该法主要作了如下修改:在诉讼地位上将被害人从一般诉讼参与人升格为当事人,赋予他及其法定代理人申请回避权;在一审法庭审理时,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后,被害人和被告人一样可以就案件事实进行陈述,经审判长同意,被害人可以向被告人讯问,对证人、鉴定人发问;对一审判决不服,当事人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在二审程序中如果不开庭,合议庭也必须事先听取包括被害人在内的当事人的意见。四是取消收容审查制度,完善强制措施。原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五种强制措施: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根据国务院法规采用行政强制措施——收容审查来对付身份不明的流窜嫌疑犯时,往往扩大收审对象,延长收审时间,导致以收审代替拘留、逮捕,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自由。此次修改刑事诉讼法,取消了收容审查制度,并将原收容审查的对象列为刑事拘留的对象。另外,为防止监视居住成为变相长期拘押,增加规定,被监视居住的人“未经批准不得离开住处,无固定住处的,未经实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指定的居所”,并规定监视居住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

  (二)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司法人权保障迈上新台阶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的提出,2004年“国家敬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中央决定收回已经下放了20多年的部分死刑案件核准权。2004年底,中共中央转发了《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初步意见》。该意见提出改革目前授权高级人民法院行使部分死刑案件核准权的做法,将死刑案件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2006年9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关于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要求死刑第二审案件必须开庭审理。2006年10月31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自2007年1月1日起,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2006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有关问题的决定》。2007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统一行使死刑案件的核准权。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是从司法制度上落实“国家敬重和保障人权”宪法原则的重要措施。

  (三)防范和纠正冤假错案

  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加强审判监督,对错案发现一起、纠正一起。1998年,全国法院系统开展了集中教育整顿活动,纠正了一批冤案错案。据统计,在集中教育整顿中,全国法院共复查各类案件456万余件,发现原判确有错误的案件1.2万件,已依法改判1.16万件。参见《1998年澳门新濠城的进展》,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99年第15期。1983年至1998年,人民法院对证据不足不构成犯罪的,依法宣告无罪4万余人。参见《新濠城发展50年》,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99年第10期。1998年至2002年,人民法院对不构成犯罪的11,651名自诉案件被告人、17,870名公诉案件被告人依法宣告无罪。参见肖扬:《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载《人民日报》,2003年3月23日。坚持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并重,严格遵循证据裁判原则,2003年至2007年依法宣告1.4万名刑事被告人无罪。参见王胜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载《人民日报》,2008年3月23日。2013年至2017年,人民法院再审改判刑事案件6,747件,其中依法纠正呼格吉勒图案、聂树斌案等重大冤错案件39件78人,并依法予以国家赔偿,对4,874名被告人依法宣告无罪,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有罪的人受到公正惩罚。参见周强:《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载《人民日报》,2018年3月26日。

  (四)出台两个“证据规定”,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

  2010年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以下简称“两高三部”)联合制定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两高三部”在印发“两个证据规定”的通知中明确提出:“牢固树立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观念、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的观念,依法、全面、客观地收集、审查、判断证据,严把事实关、证据关,切实提高刑事案件审判质量,确保将两个《规定》落到实处,把每一起刑事案件都办成铁案。”这两个证据规定是我国深入推进司法改革的重要举措,是刑事诉讼制度建设的一项重要成就,也为2012年修改刑事诉讼法中关于证据制度的完善做了重要的准备。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共计15条。其明确规定了非法言词证据的内涵、外延和法律效力,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非法证据有权予以排除,规定了非法言词证据在法庭审理中的排除程序,规定了非法物证、书证排除规则。《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共计41条,分为三个部分,主要规定了如下三个方面内容:(1)一般规定。确立了证据裁判原则、程序法定原则和未经质证不得认证原则,细化了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和证明对象等。(2)证据的分类审查与认定。该部分主要根据不同的证据种类分别规定了审查与认定的内容,确立了原始证据优先规则、意见证据规则和有限的直接言词证据规则等。(3)证据的综合审查和运用。该部分主要规定了对证据的综合认证,包括如何对证据的证明力进行认定、如何依靠间接证据定案、如何确认采用特殊侦查措施收集证据材料的证据能力、如何审查被告人是否已满十八周岁、严格把握死刑案件中证明量刑事实的证据等内容。

  (五)再次修改刑事诉讼法,写入“敬重与保障人权”条款,开启人权司法保障新篇章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增加规定“敬重和保障人权”,对整个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制度和程序起到了提纲挈领的引导作用,也是“国家敬重和保障人权”原则2004年载入宪法后第一次规定在部门法中。

  改革和完善辩护制度。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地位得到确认。辩护人的责任发生变化,强调实体辩护与程序辩护并重,规定了辩护人责任,增加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内容。改善了辩护律师会见程序,有效解决律师会见难问题。扩大法律援助适用的阶段和案件范围,将法律援助的适用阶段从原来的审判阶段延伸到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将应当指定辩护的范围增加两种案件: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案件,二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案件。

  完善了证据制度,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增加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对遏制非法取证行为具有引导意义。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定两类非法证据的排除,一是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二是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不能作出补正或者合理说明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为了保证非法证据得以排除,设置了法庭审理过程中具有可操作性的排除程序。确立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确立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标准等。

  改革死刑复核程序。为体现慎重适用死刑,保证死刑复核案件质量,使之从原来行政化的内部审核转向适度诉讼化,该法增加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的裁判方式。该法规定复核时应当讯问被告人,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等。

  三、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升人权司法保障水平

  党的十八大以来,司法体制改革进入快车道。到目前,由最高人民法院牵头的18项改革任务已经完成,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意见提出的65项改革措施全面推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人权司法保障水平不断提升,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一)改革诉讼制度,强化人权司法保障机制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出台《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及其实施意见,在审判中贯彻罪刑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明确审判程序在刑事诉讼中的中心地位,大力推进庭审实质化,完善对侦查、起诉活动的监督制约机制,从源头上防范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等违法行为,确保侦查、起诉、审判的案件事实经得起法律检验。推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以来,侦查人员、鉴定人、证人出庭作证率明显提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一步落实。进一步完善值班律师制度和法律援助制度等,依法维护被告人的辩护权等合法权益。逐步建立统一的证据标准指引,构建跨部门大数据办案平台,依法、全面、规范收集和审查证据,统一司法尺度,保障司法公正,做到不枉不纵,使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坚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严格落实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说明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明确需要录音录像的案件范围等。发布实施《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从源头预防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明确刑事诉讼各个环节排除非法证据的标准和程序。通过合法证据认定案件事实,通过公正程序依法惩罚犯罪,让被告人切身体会到司法的公正性和严肃性,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司法程序带来的安全感和公正感。

  建立完善量刑规范化长效工作机制。为进一步规范刑罚裁量权,增强量刑的公开性,实现量刑标准的统一,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2017年3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总结审判经验的基础上对量刑引导意见作了进一步修改和完善,明确“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为辅”的量刑方法,再次完善了常见量刑情节的适用和个罪的量刑规范,确保宽严相济、量刑公正、罚当其罪。目前,量刑规范化适用罪名已达23种,覆盖全国基层法院90%的刑事案件,规范刑罚裁量权。

  (二)完善权利救济机制,人权司法保障落到实处

  发挥国家赔偿的权利救济职能,加强国家赔偿工作。最高人民法院不断完善办理刑事赔偿案件的相关司法说明,规范精神损害抚慰金裁量标准,发布国家赔偿引导性案例,充分发挥了国家赔偿的权利救济职能。呼格吉勒图案、聂树斌案、张氏叔侄案等一系列冤错案件的受害人及其近亲属及时获得国家赔偿。2013年至2017年6月,各级人民法院受理国家赔偿案件20,027件。

  健全国家司法救助制度,依法维护受害人获得救济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有关部门,以“救助制度法治化、救助案件司法化”为目标,先试点、后铺开,先后出台了《关于规范涉诉信访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试行)》和《关于加强和规范人民法院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法院中率先设立了司法救助委员会,积极推动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法律援助的衔接。2015年和2016年,全国法院共办理司法救助案件8.3万余件,使用救助资金17.8亿元,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对于提升人权司法保障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完善保障律师依法履职机制,维护律师和当事人合法权益。出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切实保障律师诉讼权利的规定》,依法保障律师知情权、阅卷权、出庭权、辩论辩护权、申请调取证据权、申请排除非法证据权、代理申诉权,以及保障律师人身安全、提供履职便利、完善救济机制等方面的执业权利。201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和相关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建立健全维护律师执业权利快速联动处置机制的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和各律师协会建立健全维护律师执业权利快速联动处置机制,就律师执业权利受侵害的救济渠道和处置机制提出了更加具体的措施,进一步明确了各部门对律师执业权利和人身权利的保障职责。除此之外,最高人民法院还采取多项措施,为律师行使执业权利提供便利和条件。2015年12月30日开通律师服务平台以来,为律师参加诉讼活动提供网上立案、网上阅卷、案件查询、电子送达、联系法官等更为便捷的法律服务。截至2018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律师服务平台已经收集律师事务所信息12.96万个条。全国3,525个法院和10,759个人民法庭全部接入专网,实现“一张网”办公办案,全程留痕,全程接受监督。通过电子诉讼、12368诉讼服务热线等信息化手段,提高工作效率。越来越多的法院为律师设置了专门的律师更衣室、休息室等,有效维护律师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发挥律师在审判中的作用。为促进司法公正,充分发挥律师在刑事案件中的辩护作用,2017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联合出台《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在北京、上海、浙江、安徽、河南、广东、四川、陕西等八省(直辖市)试行一年,要求适用普通程序的一审案件、二审案件、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案件,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适用简易程序、速裁程序审理的案件,被告人没有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派驻的值班律师为其提供辩护。2017年4月,为保障当事人依法行使申诉权利,出台《关于逐步实行律师代理申诉制度的意见》,对不服司法机关生效裁判和决定的申诉,逐步实行律师代理申诉制度,促进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

  (三)提升诉讼服务水平,全面推进司法公开,保障当事人诉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继续深化立案登记制,加大对当事人诉权的保障。落实立案登记制改革,让立案难这一历史性问题真正成为历史。从2015年5月1日起全面实行立案登记制,对符合起诉条件的当场登记立案,真正实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切实保障当事人诉权,当场登记立案率超过95%。积极构建全覆盖、立体式、多元化的登记立案新模式,以当场立案为主体,以网上立案、自助立案、跨域立案、协作立案等为支撑的立案新格局已经形成,老百姓打官司更加方便快捷。努力提升当场立案效率,畅通大厅立案、预约立案、上门立案等常规立案渠道,有的法院对符合条件的起诉,10分钟内完成全部立案流程。全面推行网上立案,全国已有2,605个法院开通网上立案或网上预约立案,当事人足不出户即可完成立案手续。京津冀三地7个法院建立协作立案新模式,让当事人可以不受地域限制享受平等、优质、高效的立案服务。在福建、宁夏等地法院开展跨域立案试点,构建当场立案、网上立案、自助立案、跨域立案相结合的立案新格局,让长期困扰老百姓的“立案难”成为历史。最高人民法院加大改革督察力度,坚决制止另设条件限制立案的做法,杜绝有案不立、拖延立案问题。出台防范和打击虚假诉讼引导意见,依法制裁滥用诉权、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等行为,引导当事人诚信、理性诉讼。

  推进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在黑龙江、广西、重庆等地50个法院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四年来,各试点法院扩大陪审员选任范围,增强陪审员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完善陪审员参审机制,提升了人民陪审员参审质效;健全管理保障机制,提升了人民陪审员履职保障水平。50个试点法院人民陪审员总数达到13,740人,比改革前新增9,220人,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占一审普通程序案件的77.4%。

  全面深化司法公开,让人民群众以看得见的方式感受到公平正义,有效提升司法公信力。建设司法公开四大平台,加快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依托信息化手段,建成审判流程、庭审活动、裁判文书、实行信息四大公开平台。完善审判流程公开,变当事人千方百计打听案情为法院主动告知。2013年7月,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线,到2017年8月23日,总访问量超过100亿次。截至2019年4月7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裁判文书6,580多万份,访问量241亿次,访问范围覆盖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裁判文书资源库;截至2019年4月7日,各级法院通过中国庭审公开网直播庭审288.90万件,观看量达到156亿人次。四大公开平台在满足当事人知情权、自觉接受监督的同时,倒逼法官提升司法能力,让司法公正真正经得起“围观”。

  (四)全面推进重大基础性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

  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统筹开展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司法职业保障、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等重大基础性改革,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

  落实司法责任,改革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出台《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明确审判组织权限和法官职责,制定法官和其他人员权力清单,确保权责明晰、权责统一、监督有序、制约有效,增强了法官责任心。落实“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要求,完善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按照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的原则,明确法官对其履行审判职责的行为承担责任,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积极推进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各归其位、各尽其责。经过严格考试考核、遴选委员会专业把关、人大依法任命等程序,从原来的211,990名法官中遴选产生120,138名员额法官。通过这项改革,实现了85%以上法院人员向办案一线集中,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各类司法人员职责权限更加明确,职业发展渠道更加畅通,人员结构更加优化,确保公正司法。

  创新办案机制,加强审判监督,确保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探索建立新型审判权运行机制,取消行政化的案件审批制,确立合议庭、法官办案主体地位,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数量大幅下降,全国法院由独任法官、合议庭直接签发裁判文书的案件数量占到案件总数98%以上。各级法院结合地域、审级实际,组建以法官为中心、以辅助人员为支撑的新型审判团队,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完善组织运行模式。实行新型办案机制后,为确保案件质量不下降、管理监督不缺位,坚持放权与监督相结合,采取制度化和信息化措施,构建全院全员全过程的监督管理机制,铸牢“制度铁笼”,实现放权不放任、用权受监督。建立专业法官会议制度,完善审判委员会制度,探索建立类案强制检索报告机制,确保审判权严格依法行使。依托信息化手段,推进审判流程监督,把司法权运行的每一个节点都纳入可查可控范围,构建规范审判权运行的“数据铁笼”。严格落实中央关于防止干预过问案件的“两个规定”,建立防止领导干部和内部人员干预过问案件记录、通报和追责制度,建成内外部人员过问案件信息专库和直报系统,“批条子”“打招呼”等违法干预过问案件情形显著减少,法官依法履职有了“防火墙”,确保法官能够独立公正审判案件,保障司法人权。

  人财物省级统管改革有序推进。按照中央统一部署,稳妥推进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着力构建更加有利于确保司法公正的新型管理体制。21个省(区、市)已完成省以下法院编制统一管理,中级、基层法院院长已实现由省级党委(党委组织部)管理。13个省(区、市)已在辖区内实行财物省级统管改革,部分地方法院经费保障和工资水平实现“托低保高”。

  总而言之,改革开放以来,司法领域人权保障不断取得新进展,司法改革不断深化,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有越来越多的获得感。人民法院将在以习大大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习大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导,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不断提升人权司法保障水平。

  (李晓,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巡视员、高级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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